1956年，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，各省代表和人士纷纷赴京参加此次会议。毛主席在怀仁堂设下国宴招待众人，800余名参会人员均收到了此次国宴的邀请函。
闻此消息，各省代表和人士无不欢欣雀跃。毛主席、周总理的座位被安排在此次宴会的第一席。在第一席同座的名单中，无不是十分重要之人，钱学森也被安排到此席用餐。宴会开始前，各位宾客纷纷入座，一位商人进入宴会厅后，径直走到了第一席坐了下来。
等到毛主席、周总理入席后，这位商人与其他同桌嘉宾均显紧张，气氛颇为严肃。毛主席与周恩来都是伟人，能与这两位伟人同桌用餐实属殊荣，紧张也正常不过。但毛主席与周总理一向平易近人，不喜欢这种紧张的氛围，开始主动与众人亲切聊天，这才让气氛逐渐轻松起来。
席间，毛主席、周总理多次与同桌的这位商人聊天。毛主席指着他向大家介绍道：“他呀，是曾国藩的同乡。”周总理也笑着说道：
“他是湘乡嗯呀，俗话说，长沙里手，湘潭漂，湘乡嗯呀做牛叫呀。”
听到周总理如此打趣的话语，大家再也没有了顾忌，全都大笑不已。周总理与这位商人是旧识，两人共同聊到曾经的美好回忆时，周总理亲切地说道：“对，上次见面也是吃饭。”其实，这位商人上次与周总理见面的时候，他还只是一个普通士兵，在军队的食堂里用餐时遇到过周总理，此时周总理诙谐地称“上次见面也是吃饭”，让这位商人十分感动。周总理只是与他见过几面，却至今记得一位普通士兵，可见，伟大的周总理，是发自内心地爱着每一个普通人，让人肃然起敬。
能够位列国宴第一席的人无不是国宴中最尊贵的客人，以商人身份列席国宴已属了不起，能够与毛主席、周总理同坐第一席更是罕见，这位商人为何能够获此殊荣？这一切还要从他的人生经历说起。
此人名为陈芸田，1908年出生于湘乡县白杨乡石头冲的一个佃农家庭。陈芸田的生母，并非是陈家男人的原配妻子，此前又有过一段婚姻经历，嫁入陈家属于二嫁。陈芸田的生母出生于普通的贫苦家庭，娘家人也无法替她撑腰。如此一来，陈母在陈家的地位极低，不仅要包揽家中的粗活累活，平日里还要看出身富户家庭的嫂子的白眼。
白杨乡共有两家大户，一家姓王，一家姓朱，在当地颇具势力。陈家的这位嫂子便是王家的人，嫁到陈家属于“下嫁”，在陈家地位很高，平时作威作福，即便是对家里的孩子也极其苛刻，陈芸田和妹妹经常会遭到她的辱骂。
陈芸田的母亲生活处境虽然艰难，但她却是一个明事理的人，知道自己此生难以改变命运，但她却希望自己的儿子陈芸田可以脱离这样的生活。陈母总是告诉陈芸田，无论生活多么苦，也一定要坚持学习。为了让陈芸田读书，陈母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，但依然坚持不肯放弃。陈芸田受母亲“学而优则仕”的思想所影响，一直努力读书，给了陈母极大的安慰。
麻绳专挑细处断，命运专找苦命人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陈芸田九岁的时候，这世界上最爱他的母亲被一场大病夺去了生命，陈芸田的处境每况愈下，他却始终没放弃继续读书。陈芸田14岁时，噩耗再次传来，父亲在这一年去世，陈芸田成为了一个孤儿。陈家虽然没有因此立即崩塌，但从此以后，本就困难的生活愈发的艰辛。
1926年，陈芸田高小毕业以后，学业难以为继，辍学的陈芸田不愿意继续做佃农，毅然选择离乡。陈芸田有一个远房兄弟，名叫陈乾臣，正好也有外出的打算。两人商量后，决定一起去投奔陈乾臣的拜把兄弟谭曙卿。
这位谭曙卿不是一般人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的师长。陈乾臣得到确切消息，谭曙卿当时率部驻扎在潮州。陈芸田跟着陈乾臣一起前往潮州，顺利见到谭曙卿。谭曙卿没让陈乾臣和陈芸田失望，将两个人都留在了部队里。但陈芸田和陈乾臣虽然是亲戚，在谭曙卿眼中还是亲疏有别，两人留在部队后，陈乾臣跟在谭曙卿身边当差，陈芸田却只能到警卫排当差。不过，靠着陈乾臣与谭曙卿的关系，陈芸田也在警卫排混了一个班长的职位，日子过得还算舒适。
陈芸田在第三师当警卫排班长时，周恩来正好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任职政治部的科长。因此，两人在食堂吃饭时偶尔会碰面，就是在这段时间，两人在食堂产生交集，偶尔聊天，给周恩来留下了印象。陈芸田后来回忆，当时的周恩来二十余岁，一身军装，非常英俊。
陈芸田在部队任职期间，吃喝无忧，平日里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。但他却始终高兴不起来，因为他此次前来潮州，是想投考黄埔军校在潮州开设的二分校，并不是想来这里混日子的。陈乾臣也是如此感受，两人发现在部队虽然得到了谭曙卿照顾，但并没有被重用的机会，既然错过了投考黄埔军校的时间，也不打算继续在这里虚度人生，便一起向谭曙卿辞行，重新返回了湘乡。
陈芸田返乡后，本打算休整一段时间继续投考黄埔军校，没想到返乡后却得了一场大病，导致再次投考黄埔军校的计划彻底破灭了。陈芸田病情好转后选择暂时留在家乡，在家乡当了两年小学教师赚取工资维持生计。在此期间，陈芸田并没有磨灭自己心中的理想，依然有着继续读书深造的打算，只是囊中羞涩，一直没能得到继续读书的机会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消息令陈芸田感到非常振奋，朋友告诉他，在上海有一所可以免费读书的劳动大学，可以实现他读书的愿望。
1930年春天，陈芸田得知自己的心愿可以达成，遂辞去小学教师的职务，前往上海追梦。但此次他仍未如愿，劳动大学由于罢课停办，陈芸田继续读书的梦想也因此终止。陈芸田这一次没有选择返回家乡，而是留在上海打工，并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，每天徒步十余里路程到一所业余的中国社会科学讲习所进行学习。
即便生活艰辛，但陈芸田的求学之心仍然未死。通过打工积累了一定的积蓄后，陈芸田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老乡，几人商量后决定，在上海开一家酒馆，名字就叫“莫愁”。“莫愁”，既是酒馆的店名，更是身在异乡的陈芸田对自己的安慰。为了赚取足够的钱去日本留学，陈芸田没日没夜地工作。1932年1月28日，日寇发动了一场蓄谋已久的侵略，“莫愁”酒馆在战火中化为灰烬，陈芸田去日本求学的梦想也随之破碎。
陈芸田经此一难，失去了在上海立足的机会，只能暂时返乡另做打算。返乡后的陈芸田，更加被嫂子瞧不起，陈芸田见家中住不下去，便去邵阳投奔哥哥。他的哥哥在邵阳万泰福绸庄当伙计，陈芸田也在店里做起伙计，暂时解决了生计问题。陈芸田当伙计期间，万泰福绸庄遇到了一个大麻烦，这也成了陈芸田命运的一个转折点。
邵阳商会的会长名为郭泽春，在邵阳当地很有势力。万泰福绸庄的老板属于湘乡帮商人，与郭泽春一直不和，两人虽然同在邵阳经商，却一直在暗中较劲。陈芸田到万泰福绸庄后，正好遇到郭泽春向万泰福绸庄发难。
早在北洋军阀时期，在邵阳盘踞的军阀曾经向邵阳商界借过3000元，并开出了一张价值3000元的“田赋券”交给邵阳商界，相当于给他们的一张“欠条”。但实际上，军阀借钱时就没打算还这笔钱，“田赋券”只是一个军阀惯用的手段而已，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很常见，邵阳商界的人也都知道这个情况。万泰福当时也是邵阳的大户，出资最多，邵阳商界全都同意，由万泰福绸庄负责保管这张“田赋券”。
“田赋券”相当于废纸，事后也就没人再提起了。没想到的是，时隔多年以后郭泽春旧事重提，诬告万泰福绸庄已经在暗中拿“田赋券”向军阀兑换成现金，并将这笔钱私吞了。邵阳商界的人都知道，郭泽春此举的目的就是为了报复万泰福绸庄，却没人愿意站出来声援万泰福。原因主要有三点：其一，郭泽春在当地势力很大，没人愿意因此事得罪他；其二，大家同在邵阳经商，如果万泰福因此走入下坡路，许多人可以从中牟利；其三，如果郭泽春诬告成功，万泰福就需要拿出现金赔给大家，邵阳商界许多人都有份，对于如此“天降之财”，他们自然不会拒绝。
邵阳商界虽然没有落井下石，但也都表现出了作壁上观的态度，万泰福老板面对郭泽春的诬告百口莫辩，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。陈芸田在此期间了解到一个重要的信息，军阀当年留给万泰福老板保存的那张“田赋券”，如今竟然保存完好。胸有成竹的陈芸田找到万泰福老板，承诺帮助他渡过这次难关。陈芸田虽然只是一个伙计，万泰福老板对他并不相信，但事已至此，只好选择死马当活马医。
邵阳县法院开庭审讯这一天，陈芸田作为万泰福的代表与郭泽春公开打这场官司。面对郭泽春的诬告，陈芸田称军阀勒索钱财本就是违法之事，“田赋券”只是一张废纸。郭泽春却一口咬定，称万泰福已经将“田赋券”暗中兑换成现金。陈芸田此时拿出“田赋券”让在场的人看，由于在场众人有许多此事的亲历者，证明了这张“田赋券”的真实性。陈芸田质问郭泽春，如果“田赋券”兑换现金，此刻“田赋券”应该在军阀手中，为何仍在万泰福？
郭泽春之所以敢诬告万泰福，就是算准了万泰福已经将“田赋券”丢弃，如今陈芸田手持“田赋券”步步紧逼，令郭泽春无话可说。万泰福的小伙计令邵阳商会会长颜面扫地，消息不胫而走，很快就传遍了邵阳地界，陈芸田也随之成了“不畏强权”的名人。陈芸田因为此事得到邵阳湘乡帮商人的支持，很快就被公推为小学校长，并选为邵阳商会的常务理事。
1934年，国民党实施币制改革，试图以发行法币的形式，抵抗美、英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。陈芸田任职校长后，对中西经济和币制有很深的研究，他认为国民党的做法根本无法改变洋货向我国倾销的情况。为此，陈芸田还专门写了一篇论文，却并未引起国民党的重视。陈芸田预料，随着国际资本的侵略，国内必然会出现通货膨胀，但他却无力改变这一切。看到了巨大商机的陈芸田，决定放弃校长的职务进行经商。
陈芸田虽然积攒了一些积蓄，但并不足以支撑他经商。为了凑够资金，陈芸田联系了自己的侄子和外甥，三人凑了200元做本钱，开办了聚丰绸庄。如此小的本钱，如果按照正常思路发展，只能混迹于小布商行列。陈芸田志不在此，为了快速发展壮大，他利用自己在湘乡帮商人中的关系，以及曾对万泰福有恩的优势，借助万泰福的信誉，赊到了2000元的货品，以自有资金十倍的金额经营聚丰绸庄。
可惜好景不长，万泰福的经营遇到问题，陈芸田也受到影响，为了继续扩大经营，陈芸田向邵阳的钱庄借钱，由于陈芸田资本不足，钱庄并不愿意借多少给他。陈芸田又开始主动表示诚意，每单生意都先用全额到钱庄购买汇票，随后邮寄到长沙，几天便在长沙兑付。如此一来，诚信度在钱庄逐渐形成。
钱庄放款也并非总是占据主导地位，在银根宽松时，银行的钱也有放款难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其他商人都不愿意背着利息借款，但陈芸田不同，他反而趁机向钱庄借更多的钱，然后再转借给自己的一些小客户和合作伙伴。既帮助钱庄渡过了难关，又帮助没有资质借钱的小客户和缺钱的合作伙伴，自己的资金也因此充足，可谓一举三得。不了解内情的商户认为，聚丰绸庄经济实力非常雄厚，不仅自己经营没有问题，还能拿出大笔钱往外借，因此获得许多新的合作机会。借此机会，聚丰绸庄迅速发展壮大，成为邵阳有名的商铺。
淞沪会战爆发前夕，陈芸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后，认为长江的交通运输线，很可能会随着日寇的侵略而中断，物价即将上涨。所以，在其他人观望时，陈芸田大量购买现货和期货。淞沪会战爆发后，果然如陈芸田所料，聚丰绸庄在短时间内一举成为了资金雄厚的商业大户。陈芸田看准时机，建立了仁丰绸庄、信丰绸庄。
1940年，陈芸田在湘乡帮商人的支持下，越过了邵阳帮商人的阻挠，成为湖南省商会的第一届常务理事。1941年，陈芸田开始投资办厂，中州棉织厂、邵阳炼油厂、永丰纺织厂都是他的产业。抗战胜利后，30余家钱庄的营业执照在战火中被毁，他们找到商会后，陈芸田鼎力相助，帮助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亲自赶往南京疏通各个部门，最终帮助他们拿回了营业执照，而且没有收他们一分钱。经此一事，省商会彻底站稳了脚跟，陈芸田也因此扩大了自己在商界的影响力。
1947年，国民党改选立法院立法委员。湖南省和湖北省做了不同决定，湖南省选农业立委，湖北省选商业立委，陈芸田成为商业立委的候选人。陈芸田对此事犹豫不决，一旦成为立法委员，自己将成为国民党的官员。素来有远见的陈芸田找到地下党郑伯翔说起此事，郑伯翔的话让陈芸田醍醐灌顶，他说，你不搞反动派也会搞，你搞总比他们搞强。1948年初，陈芸田冲破重重阻隔，成为国民党的全国立法委员。陈芸田的思想进步，对国民党的情况十分了解，当朋友向他表示祝贺时，他只是淡淡地说道：“这是行尸走肉而已。”可见，陈芸田对旧政权的腐败不堪看得很清楚。
随着辽沈战役打响，济南府被解放军攻破，全国形势逐渐明朗，国民党的败迹已现，身处南京的国民党要员人人自危。陈芸田借此机会离开南京，返回湖南。陈芸田在长沙有一座美式的公馆，邻居住着警备司令部的高官和军统的毛健钧，监狱和刑场距离他的公馆只有500米左右。
此时，时任中共安化县工委书记的熊邵安抵达长沙，他与陈芸田在南京时就已经熟识，熊邵安抵达长沙后秘密来到陈芸田的公馆，两人见面后，熊邵安直言相告，想要在他的公馆建立一个联络点。陈芸田闻言，立即表示愿意接受这个光荣的任务。熊邵安又介绍了一位“唐先生”与陈芸田认识，经过一番聊天，陈芸田对这位“唐先生”极为佩服，后来陈芸田才知道，这位唐先生其实是周里同志。
熊邵安当晚没有离开陈芸田的公馆，两人彻夜未眠，聊着国内未来的发展形势，聊着未来新中国的美好前景。天亮后，熊邵安因为有要事在身需要立刻离开，临行前，告知陈芸田会有另外的人与他联系，负责建立联络点的具体安排。同时，熊邵安也嘱咐陈芸田要自己保重，毕竟他也身处“白色”包围之中，陈芸田点头示意，两人就此分别。
熊邵安离开后，一位名叫黄时美的女学生来到陈芸田家长住，这件事情熊邵安之前已经与陈芸田交代过。黄时美平日里守着收音机，将一些重要的信息记录下来。有人前来陈公馆密谈时，黄时美的闺房便成为了地下党开会的地方。陈芸田的公馆就这样成为了我党的重要联络点，为了确保地下党的安全，陈芸田还出资创建一个班的卫队，以保护陈公馆的名义守护这个秘密的联络点。
在陈芸田的帮助下，黄时美摘抄的新华社广播稿，通过省商会的油印机印成宣传单，以地下党的名义邮寄到长沙工商界的每一位重要人物的手中。如此的宣传方式，直击长沙市工商界所有人的内心，让他们了解到共产党的全新政策，让他们在乌云盖顶的时候，看到了新的希望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些人才知道，原来这些传单竟然是陈芸田帮忙印制，并邮寄给他们的，众人连呼没想到。
1949年，随着南京、武汉相继解放，程潜的起义态度也逐渐明朗。白崇禧见状，想破坏湖南和平起义，打算让宋希濂接替程潜主持湖南工作。宋希濂找来陈芸田等人商谈，希望陈芸田能给予自己经济支持。陈芸田看出了白崇禧此举的用意，如果宋希濂成功替代程潜主持湘政，湖南和平起义将化为泡影。为了促成湖南和平起义，陈芸田趁机向宋希濂陈述利害，力劝宋希濂放弃主政湖南，为湖南和平起义作出贡献。
白崇禧退守长沙后，也找到陈芸田，希望他拿钱支持自己，张口就要20万银元。陈芸田自然知道白崇禧要这笔钱充当军费，故意找借口拖延。但白崇禧的士兵整日守着陈芸田，无奈之下，陈芸田派人弄来2万散装的镍币，令白崇禧的士兵仅仅是点数就耗费了数日的时间。
湖南和平解放后，成立了一个名为“城乡联络处”的部门，其主要任务是处理好农村减租退押工作。陈芸田被任命为这个部门的副主任，主持工作，陈芸田利用自己的能力，将此事处理的非常好。同时，陈芸田还救助了2000多个孤儿，让他们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。
解放之初，百废待兴，湖南省政府的财政也非常紧张，许多需要钱才能解决的问题成了难题。陈芸田此时提议，他想重新经营那些因为老板外逃而停止生产的工厂，再让那些被救助的孤儿到厂里工作，这样既可以盈利，又能给这些孤儿一个长期稳定的经济来源。陈芸田的想法得到了支持，他先后接管了长沙市的火柴厂、粉厂、印染厂，因为经营有道，这些厂子重新启动后很快就开始盈利。
在陈芸田的带领下，省救济院从口粮紧缺，逐渐发展成自给自足，截至1952年时，省救济院还能多交出一百万斤粮食给国家，陈芸田因此被评为“理财能手”。此后，陈芸田继续在长沙市主持商业工作，屡次创下佳绩，对湖南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正因为陈芸田的爱国表现，对新中国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，这才在1956年举办国宴时，获得了与毛主席、周总理同坐第一席的殊荣。此后，陈芸田一直活跃在湖南省商界，为湖南省经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1989年12月5日，陈芸田因病在长沙去世，终年82岁。
笔者以为，无论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，保持一颗爱国之心是作为中国人的底线，只有我们以国家利益为重，以民族利益为先，才能够真正的赢得国家和人民的尊重。向所有为了新中国付出努力的人致敬苏州股票配资平台，正因为有你们的付出，才有伟大祖国今天的繁荣昌盛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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